康乐 | 中国中古时期为何女主频出？
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,众所周知,是中国史上女主出现相当频繁的一个时代，其中还包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——武则天，此一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：从2世纪末叶开始,传统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,大量北亚民族的移入中原,以及他们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大大小小的政权,对此一时期女主的出现——以及她们政权的根本性格——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。
魏晋时传统社会伦理的解体——即所谓的“名教危机”——当然不始自东汉之亡,只不过帝国的崩溃对此一危机的表面化,无疑起了相当程度的刺激作用。名教危机的内容在余英时的《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的演变》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。简言之，从西汉时所编织的、维系中国社 会达数百年的“三纲”（君臣、父子、夫妇）至此已大为松弛。其中夫妇一伦，关系到此一时期（至少是上层社会）妇女地位的转变,值得我们稍做讨论。余英时在《魏晋中国的个人主义与新道家运动》（Individualism and the Nco-laoist Movement in Wei-Chin China）一文中，即曾简短总结道：“这一个时代上层社会的妇女,一般而言,不大理会儒家礼法,她们极为活跃地介入社会,而不再全心全意的主持中馈。”这一点从当时文献记录亦可约略得之。例如，葛洪（283—343 ）在他的《抱朴子》中即曾说：
今俗妇女,休其蚕织之业.废其玄统之务。不缀其麻，市也婆娑。舍中馈之事.修周旋之好。……或宿于他门，或冒夜而反.游戏佛寺.观视渔畋；登高临水，出境庆吊；开车褰帏，周章城邑；杯觞路酌，弦 歆行奏。转相高尚，习非成俗。（《疾谬篇》，页598—599）
干宝在论永嘉之祸时也说：
其妇女，庄栉织红皆取成于婢仆，未尝知女工丝臬之业、中馈酒食之事也。先时而婚,任情而动，故皆不耻浮泆之过,不拘妒忌之恶. 父兄不之罪也，天下莫之非也。（《晋书》，5,页136）
晋南北朝虽然是礼学研究极其精微的一个时期.却也是男女关系甚为 开放的一个时期。明乎此.我们自然不会太过讶异，为何文明太后对她 的爱情行为会如此公开,而当时人也恬然不以为意——即使是汉化极深 的孝文帝.对文明的情人李冲也宠信有加。
除了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外,大量的北亚民族也在此一时期移 入中原。因此.就了解当时北方中国的政治、社会与文化变迁而言，北 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无疑是极具关键性的,妇女社会地位的转变,自不例 外。在北亚社会中,由于环境的需要.妇女原本就较为活跃。这种传统到她们进入中原后仍然维持,而且也逐渐影响到当地的汉人社会。《颜氏 家训•治家》即说：“邺下风俗,专以妇持门户,争讼曲直，造清逢迎，车 乘填街衢.绮罗盈府寺,代子求官，为夫诉屈。此乃恒、代之遗风乎？” （1:5,页60）“好妒”为当时妇女的“美德”之一，孝文帝的弟弟北海王 详原娶宋王刘昶女.后又在外拈花惹草,以致得罪受谴,其母高太妃杖 刘氏云：“新妇大家女.门户匹敌.何所畏也？而不检校夫婿。妇人皆妒. 独不妒也！”（《魏书》，21:1,页563 ）孝静帝时（ 534—550 ）,淮阳王 孝友上书：
古诸侯娶九女，士有一妾二妾。晋令：诸王置妾八人……而圣朝 忽弃此数，由来渐久。将相多尚公主，王侯亦娶后族，故无妾媵，习 以为常。妇人多幸，生逢今世.举朝珞是无妾，天下殆皆一妾。…… 父母嫁女，则教之以妒.姑姊逢迎，必相劝以忌，持制夫为妇德，以 能妒为女工。（《魏书》，18,页423）
“举朝略是无妾”不免有点夸张,不过想到日后隋文帝以开国君主之尊，竟无法应付独孤皇后的好妒（《隋书》，36,页1109）,孝友所言,殆亦去 事实不远。
北亚妇女在家庭里及社会生活上的活跃,无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治 领域。早在匈奴时期,即经常可以发现阚氏（单于之妻）参与国事的记 载。而拓跋妇女在政治上的活动,更可上溯到入据中原之前。公元321 年,拓跋君主郁律（317—321 ）为其伯母祁氏所杀.祁氏立己子贺傅为长. 然而政权仍在她控制之下,“时人谓之女国”，一直到325年才归政（《魏书》，1,页10; 13,页322—323 ）。拓跋什翼犍统治时期（338—376 ）. 曾一度想定都濯源川,结果因太后反对作罢（《魏书》，13,页323 ）。国 家建立后,此一传统沿袭未改,即使是在雄才大略如太武帝的统治时期 （424—452 ）,他的保母窦氏对国事也有重大影响力。例如429年,太武 帝想北伐柔然,太后即执意反对,最后还得劳动崔浩等人辩论利弊得失 于太后之前,才算勉强获准出行（《魏书》，35,页815—817）。有此传 统,也就难怪当时拓跋帝国的军政权力,基本上虽仍控制在诸王及贵族手中，然而他们对文明太后的执政倒没有太大意见。北朝皇室,包括 杨隋及李唐，皆出自北亚胡人或胡化甚深的家庭,在此情况下,中古时 期女主的频频出现.应当不是个太特殊的现象。
除了上述这些“客观的”历史环境的因素外，我们也不能忽略个人 在历史上发挥的“主观”作用。文明太后的能力与个性.归根究底,还 是造成她能够以强人姿态掌握拓跋帝国政权十余年之久的主因。除了两 次政变所展现出的政治斗争能力外,她也有和缓的一面。例如,她对拓 跋诸王及贵族——帝国的实力人物——的拉拢就不遗余力：
时（东阳王丕、）淮南王他、淮阳王尉元、河东王苟颓并以旧老 见礼,每有大事，引入禁中,乘步挽，杖于朝，进退相随。……高祖、文明太后重年敬旧，存问周漫，赐以珍宝。丕声气高朗,博记国事.飨燕之际,恒居坐端，必抗音大言,叙列既往成败，帝、后敬纳焉。…… 时文明大后为王奴造宅,故亦为丕造甲第。第成.帝、后亲幸之.率 百官文武飨落焉,使尚书令王权宣诏,赐丕金印一纽。……又特赐 丕金券。（《魏书》，14,页358）
除了拉拢这些“权贵”外,她对驱使属下亦颇有手腕：
后性严明.假有宠待，亦无所纵。左右纤介之愆，动加捶楚，多 至百余，少亦数十，然性不宿憾，寻亦待之如初，或因此更加富贵。是以人人怀于利欲，至死而不思退。（《魏书》，13,页329）
恩威兼施.韩非子所谓的“赏罚二柄”操控自如.无怪乎她能“威福兼作. 震动内外”十余年而始终大权独揽。
文明太后的临朝及其“成就”,对此后拓跋魏的中央政局.无疑有 相当强烈的冲击。孝文帝的皇后冯氏（文明侄女）就曾想仿效她的例子 （《魏书》，13,页333 ）。而宣武帝的妃子胡氏,在公元515年终于如愿以 太后的名义临朝——此即北魏史上著名的灵太后。灵太后执政后的作为， 有许多地方明显可看出文明的影子。
逼幸清河王怿，淫乱肆情。（《魏书》，13,页339）
郑俨污乱宫掖,势倾海内。……昼夜禁中，宠爱尤甚，俨每休沐,大后常遣阉童随侍，俨见其妾,唯得言家事而已。（《魏书》，93,页2007 ）
其私生活之多彩多姿，倒也不下于文明太后。她又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“略 得佛经大义”，对于佛寺兴建不遗余力，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一所记载的著 名的永宁寺，即建于她的手中：
肃宗熙平中（S16-SI7）,于城内大社西起永宁寺。灵大后亲率 百僚.表基立刹。佛图九层，高四十余丈，其诸费用，不可胜计。景 明寺佛图，亦其亚也。至于官私寺塔，其数甚众。（《魏书》，114,页 3043—3044 ）
这些记录也是可与文明太后媲美的。耐人寻味的是,她倾举国之力兴建 的寺塔也叫“永宁”,恰与公元467年文明太后建于平城的主要寺院同名。至于她是否有意仿效文明,就不得而知了。
她的权力欲——至少在形式上——甚至还超过文明太后：
及肃宗践阼，尊后为皇太妃，后尊为皇太后。临朝听政,犹称 殿下，下令行事，后改令称诏,群臣上书日陛下，自称日朕。太后以肃宗冲幼，未堪亲祭，欲傍《周礼》夫人与君交献之义，代行祭礼， 访寻故式。门下召礼官、博士议.以为不可。而大后欲以帏授自邦， 观三公行事，重问侍中崔光。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，大后大 悦.遂摄行初祀。太后性聪.悟，多才艺，……亲览万机，手笔断决。幸西林园法流堂，命侍臣射，不能者罚之。又自射针孔，中之。…… 敕造申讼车.时御焉，出自云龙大司马门，从官西北.入自千秋门，以纳冤讼。又亲策孝秀、州郡计吏于朝堂。……及改葬文昭高后， 太后不欲令甫宗主事，乃自为丧主，出至终宁陵，亲奠遗事，还哭 于太极殿，至于讫事，皆自主焉。（《魏书》，13,页337—338）
除了没有正式称帝外,她无疑享有传统中国帝王所该有的一切权力与仪 式。明乎此.我们对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——武则天——会出现在一 个半世纪后的盛唐，或许就不会感到太过突兀。
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下,皇帝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最后根源,也是整 个制度运作的核心,其重要性自不待言。一旦皇帝因故不能视事（疾病 或卒崩）,继承人又年幼.就势必要有暂时代理政务的人,这就是摄政。摄政的人可以是皇室元老,如周公辅成王.清初多尔衮辅顺治；也可以是 朝中重臣,如汉武帝卒时,继位的昭帝年幼,遗命金日碑、上官桀及霍 光三人辅政；而皇后或太后,由于在法理上是皇帝最亲近的人,也时常被 视为摄政的当然人选,这是中国史上女主执政的由来。不管中国传统政 治观念对女主执政一事的看法如何，从西汉初年的吕后.到晚清的慈禧. 女主的存在可说首尾贯穿着整个帝制时期的中国历史,事例既如此之多. 我们自也不应轻易“以偶然之事目之”。实际上,早在东汉时期,由于 太后临朝颇为频繁.已经不得不予以制度化了。
代理的既然是皇帝，理论上，摄政的太后——除了某些具有特定意 义的祭典不能参加外闾——也就享有皇帝的一切权力。实际上,有些太后也确实我接执掌政权.发号施令。例如汉初的吕后.司马迁及班固在他 们的史书里都给予“本纪”的地位,东汉时的邓后也“称制终身.号令 自出”（《后汉书》,10:1,页430 ）;此外,如本文所论述的中古时期的 女主.以及稍后契丹的萧后、晚清的慈禧等,她们可说都没有放弃赋予 的职权。有时候.甚至当代理的因素已消失的情况下（例如皇帝已成年），她们都还恋栈不去,武则天索性就取而代之了。然而.也并非所有摄政 的女主都会这么做.西汉末年的王太后,东汉中期以后的窦太后、阎太后、 梁太后等，都曾经临朝称制，然而她们实际上并不直接执政，权力主要 是由她们的亲属——例如王太后时的王凤、王音、王谭及王莽，窦太后 时的窦宪，阎太后时的阎显,梁太后时的梁冀——来操控的。诚如费子智（C.P. Fitzgerald）所说的，她们扮演的只不过是“特洛伊木马的角色, 引进一批充满野心的亲戚争权夺利,但她们自己只提供饵.并成为其家 族的工具而已”。之所以会有这些差异，除了个人的能力、对权力的欲 望等因素外,当时的社会规范乃至外来的文化因素,无疑也有或多或少 的影响.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的女主政治所不能不特别注意的。本文对文 明太后的研究,即尝试从其个性及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来阐明其掌权的 因素,至于其他各代女主执政的方式及其政权的性格,就有待更多细密的个案研究才能解答了。
本文选自《从西郊到南郊——北魏的迁都与改革》（康乐 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·低音，20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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